千古真传  行胜于言

——从《于丹〈论语〉感悟》看儒学的代际传承

健康产业集团  李牧童

当孔子遭遇于丹

古往今来，讲《论语》的人绝对可以车载斗量了，然而，很少有人像于丹这样处在一个正反两方力量强烈对撞的舆论漩涡之中，一方面是广大普通读者们的追捧，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众多专家学者乃至于学术权威们的痛贬。自从于丹在“百家讲坛”一炮打红之后，关于她的是是非非一直争论不休。社会的精英阶层和草根集团，因为一个叫“孔子” 的男人遭遇了一个叫“于丹”的女人，而引发了一场分庭抗礼的口水战。

很难说于丹的fans们个个眼睛雪亮，也很难说那些痛斥者未必不心含醋意。历史表明，一腔热血的群众不少时候都是盲动的，历史同样表明，皓首穷经的专家往往都与社会现实脱节。但是，从没有人敢轻易忽略大众的需求，也从没有人敢断然否定权威的专业。

对于“于丹”现象，只要稍微用心，就不难发现，矛盾的焦点在于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时代需要一个怎样的孔子？它折射出了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要如何来更好地传承下去？到底是由思想精英们来承担这个重任，还是由社会大众来一肩挑起呢？

易中天的回答是：时代需要“灰色”的孔子。所谓“灰色”的孔子，一言以蔽之，就是平民化的孔子，是要让孔子的思想走出象牙塔，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将学术化的东西普及化、通俗化，把群众当成是试金石，从而考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毫无疑问，易中天是于丹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回答有非常合理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并不足以让人释怀。无法释怀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延展性的疑问：谁有资格和权力来行使学术平民化的重任。专家和大众对于“于丹现象”的真正分歧便在于此。

专家和于丹，各执一偏

在我看来，走群众路线的于丹和走学术路线的专家学者其实都是各执一偏，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各有利弊。鉴于篇幅关系，对于这两方的长短之处，在此不便深入展开。总体说来，学术需要能够为大众所认知，否则学术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但大众化的东西同样需要有深厚的学术作为根基，否则就要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学术和大众，本来就需要有一个“致中和”的过程，而于丹和专家则恰恰处于两个极端。于丹因为缺乏学术根基，而致纰漏百出，为人所诟病；专家则因为固执己见，有言而无行，以至和孔门真谛背道而驰。一个中气不足，一个玩火自焚，两相较量，其实半斤八两，可怜五十步笑百步。

其实，于丹和批判她的那些专家教授们两方之间的矛盾并非绝对不可调和的，大众化的文化并不必然要肤浅，学术化的知识也并不必然要深奥。在我心中，南怀瑾先生就是这样一个集两方所长而无各自之短的完美结合者。

我选择南怀瑾，理由有三：首先，南怀瑾先生学问功底深厚，融汇儒释道诸子百家，又学贯中西，他的学识之渊博，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这自然是于丹之辈望尘莫及的。其次，南怀瑾先生是个知行合一者，他求道参禅数十年，功德善行无数，他的内在修为是让人折服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都是他体悟出来的，而非简单的文字理解，这又是一般专家学者所欠缺的。我因为相信他的修为，所以相信他的解读。而我从来都认为，最能理解孔子原话的那个人，必定是在修为上最接近孔子的人。纸上谈兵的人往往说得天花乱坠，却终究不得要领。研究孔子学问的人，如果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去实践他的学说，即便他在理论上再圆满，史料上再完备，也很难说他得到了孔子的精髓和真谛。再次，南怀瑾先生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他的书都是根据当年的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上深入浅出，非常容易理解，这就解决了学术通俗化大众化的难题。

所以，不妨说，将专业化的学识转化为大众化的内容，这是一种境界和功力的体现，有了深厚的功力在，学术和民众之间的沟通障碍就被清除了。

千古真传，以心相印

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如果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墨、道等各家学说还各自有一套独立的体系的话，那么，在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特别是东汉明帝时期佛学从印度传入之后，儒家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宋朝的程朱理学和明朝王阳明的心学等几次文化大融合之后，早已经和佛家、道家以及诸子百家等融为一体，儒家在阐述其思想时，早已经有意或无意识地援引其他诸家的见解和概念。在认知儒学方面，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特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之后，儒家的存世书籍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整理的工作迫在眉睫，因此也就形成了注重考据、训诂和疏释等工作的“汉学”，这些都是汉代的儒生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唐朝儒生因袭了这一学风。到宋代出现了大谈心性的儒家义理之学，也就是“理学”，可以算得上是“汉学”之后的一大创见，此时的代表有著名的“理学五大儒”。之后，直到明朝，一直因循了“理学”之风。等到明亡清兴之后，物极必反，一些儒者对理学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儒学的学风又掉头回到了学问之上，远绍“汉学”之风，回到了考据训诂的路线上面来，形成了清朝的“朴学”。

事实上，自从孔子辞别人世儒家化一为八之后，儒学的真传也就随之变得扑朔迷离了，尽管后世自称得孔子正统的代不乏人，然而历史最终表明，所谓的真传已如梦幻泡影。虽然当年孔子本身并非专为帝王著书立说，但是，从汉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末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明显都是拿儒家为政治铺路，儒家的思想本来是倡导“开明、和谐、民主”的，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但是被政治利用之后，便成为了统一思想的有力工具，盲目求同，自然也就造成了“小人同而不和”的局面。特别是宋朝的理学之后，孔家店事实上已经在挂羊头卖狗肉了，儒家也成为了禁锢人性的思想工具，这样的现状，持续到“以孝道治天下”的清朝的时候，可以说是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时刻。孔子本来只是一个“学而知之”的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在一代接一代的帝王的追捧、封号和造势的结果下，他被一步步推上了神坛，成为了云端之上的圣贤人物。孔老先生如果再世，大概也认不出自己在世人心中的那副模样了。

但天下的道理，从来都是“物极必反”，捧得越高，最终摔得越惨。所以到了近现代，当封建社会的“尊孔”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排孔批孔的运动便接踵而来，孔子成为了世人唾骂的对象，“孔老二”大概是数千年来孔子获得的最具污蔑性的称号了。当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标志性建筑的时候，要推翻封建主义，孔子自然也首当其冲成为罪魁祸首。毕竟，中国人历来都擅长于“擒贼先擒王”这一手。

然而，几十年过去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孔子又活过来了，今天的我们又迎来了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几千年来，孔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潮到低谷一路奔来，固然刺激，也的确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但不管怎么样，他老人家就像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折腾了几千年，还活得挺滋润。这就告诉我们，孔子的儒学自有它强劲的内在生命力存在，这种生命力因为符合了大道，所以才能在千年的坎坷风雨中坚挺如一。孔子在历史上大玩变脸游戏，并不是孔子这人善变，孔子从本质上说还是那个孔子，只有一个，只不过被形形色色的人利用着，今天把他当成知识分子，明天就让他跟着知青下乡搞劳动改造，后天又把他升为政府助理或者企业顾问，他老人家虽然被摆在了“大成至圣先师”的位子上，享受着无以复加的尊荣，其实只不过是历代统治者与学霸们的“傀儡圣人”而已，反正他本人已经入土为安了，人家怎么折腾他都管不着了。孔子就这样迷失在纷纭的世态众心当中。

那对于后世的炎黄子孙而言，我们究竟该如何来认识孔子呢？我认为也很简单，用“心”就行。千古以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孔子从纷纭的众心中迷失，自然要靠心来找回。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形成这样一种认知：孔子也是个普通的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的人，他能够做到的，我们同样有能力做到，孟子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每个人都可以做尧舜，也可以做桀纣，关键在于你一念之间。有了这层认知之后，我们要明白，“德性”比“学问”更重要，“行”比“言”更关键，这个主次关系不能颠倒，所以《中庸》上说要“尊德性而道问学”，孔子本人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是在切身的道德实践之后的事情，换一句话说，一个人要了解《论语》的真义，要求得圣贤之道，并不是说非得读通《论语》不可的，六祖慧能大字不识一个，不也悟道成佛了吗？所以子夏会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圣贤的相传，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以心相印。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知道，搞训诂、考据的人，虽然可能满腹经纶，但是却未必得到正解。因为孔子的学说本来就是从实践中来，好比是释迦牟尼悟道以后的现身说法，而非是搞搞文字禅之类的东西，一味地钻在考据的文字学理功夫上面，对于孔子的学说而言，其实是本末倒置了。所以，皓首穷经的书生，研究四书五经一辈子，结果到最后没能成为圣贤，倒学了一肚子清高傲慢的坏德性，连人怎么做的都迷失了，真是悲哀。所谓“知易行难”，去看看搞心性研究的宋代大儒们，便可粗知。一个个学问都很好，但是却心胸狭窄，搞学问搞政治搞出“洛蜀之争”“朱陆之争”，分门别派，党同伐异。理学家程颐（小程）和朱熹都是非常自负且气量狭小之人。当时的易学大师邵雍深得程颐哥哥程颢的赞叹，然而程颐却颇不以为然，以至于邵雍有一次对他的儿子交代道：“以后凡是托伊川（程颐）的学说来诋毁我的象数的，我的子孙们都切忌不要和他们去争辩”。等到邵雍快死的时候，程颐去看他，邵雍举起两只手，对程颐说道：“眼前路径令放宽，窄则自无着身处，如何使人行？”可以说命中肯綮。朱熹则更甚，不仅以道统自居，并且经常因为和人争辩不休而破口大骂，大搞两个“凡是”：凡是信奉程朱学说的，便是好人，凡是不信奉的，便是坏人，直至后来闹出“庆元党案”，搞得自己声名扫地，含恨而终。宋儒的这种器量与格局和孔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求学态度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宋朝之后的科举都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为教材，怎么能够不越走越窄，越走越偏呢？回头看看今天的这些俨然以道统自居的专家学者们，仿佛当年程朱遗风犹存，着实不能不让人揪心。

圣贤的道理，只能够以心相传，而很难以言相传。学圣贤的书，不如去学他们的德行。德行学会了，他们的书也就真正读懂了。古人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文字这个东西，有着它天然的局限性，很多修为境界并非简单的文字可以表达。文字是人造出来的，可以利人，也可以害人，历朝的“文字狱”、“刀笔吏”不都是靠文字来为非作歹的么？对于文字上的东西，永远不要过于执着迷信，尽信书不如无书。李宗吾写《厚黑学》，本意是让人揭穿注意防避，同时将这种粗糙的学问作为引子，让人关注后面更重要的内容，但世所重者仆所轻，今天的世人都只看重如何从中学习那些脸厚心黑的权术。所以说，关键不在于文字，而在于解读文字的“心”。经典是一把利器，用的好可以披荆斩棘，用不好就杀人越货了，关键也在于解读经典的那一颗“心”是善是恶，是光明磊落还是意图不轨。

我曾经采访过聋人艺术家邰丽华（《千手观音》的领舞者，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我发现她的太多言（手语翻译后的表达）行与古代圣贤的理论不谋而合。像她这样一个两岁便失聪的女子，对于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圣贤之道可以说是“充耳不闻”的，但这样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残疾人，却凭着自己的毅力，创造出舞蹈艺术的奇迹，也凭着自己的爱心，创造出了人性的辉煌。她对孔子没有丝毫的研究，不懂儒释道之类的言语，却是他们学说最深刻的解悟者，因为她的心与他们是相通的。这比多少津津乐道于《论语》的微言大义、引经据典写一些道德文章的专家、学者和文人们要高尚、高明得多啊！同样是人，她因为生理上的残缺，而最终走向了心灵上的完满，而我们虽然身为健康、健全的人，但我们的心理上却有着诸般的瑕疵与缺陷，这就是我们和她的差别。

凡人与圣贤、君子与小人、菩萨与众生的差别莫不在于此，不是我们天生的禀赋差异，不是我们出身的贵贱之别，更不是我们学识的多寡悬殊，而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有不同。孔子学说的真义并不在书本上，不在于文字的表面功夫，孔子其实一直都活在我们的心里，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相信并发现而已。